杰米‧巴特利特:民族国家的终结

杰米‧巴特利特:民族国家的终结

  如果你出生在1500年前的南欧,你会深信罗马帝国永远长存。毕竟,那时它已经存在了约1000年。然而,在经历一段时期的经济与军事衰退后,它最终分崩离析。西元476年,西罗马帝国灭亡,对于生活在强大帝国之下的人民来说,这些事情肯定难以想像,就跟那些曾经历过法老统治、基督教王国或旧政权崩溃的人一样。

  生活在现代的我们同样具有这种错觉,认为目前身处的「国家」模式是必然且永远存在,虽然有独裁和民主的区别,但全世界几乎皆由「民族国家」所组成:「民族」(具有共同属性和特徵的人)和「国家」(有组织的政治体系,拥有特定区域的主权,并与其他民族国家划定边界)的混合体。我们很难想像一个没有国家的世界(甚至根本无法想像),因为我们的自我认同、爱国心、肩负的权利和义务都与之紧密相连。

  这其实很奇怪,因为「民族国家」的概念没有那幺古老。直到十九世纪中期,全世界大部分地区都是帝国的延伸、无人认领的无主地、以及城邦和公国,旅行者无需签证或护照就能穿越这些地区。随着工业化让社会变得更加複杂,庞大的中央集权政府应运而生来治理,而那些最能团结区域和协调行动(尤其是战争)的政府变得比邻国更加强大。革命——尤其是美国(1776年)与法国(1789年)——创造出共同定义的「国家利益」概念,同时统一了语言、文化和身份来改善交流问题。帝国主义的扩张将民族国家模式传播到世界各地,二十世纪中期俨然已经成为唯一的模式,目前有193个民族国家在地球上统治着。

  但这种划定边界、具有中央集权政府、公民群众和主权的民族国家正逐渐与世界脱节,就像卡尔‧马克思(Karl Marx)所言:如果你改变支撑一个社会的主要生产方式,社会和政治结构也会随之改变。

杰米‧巴特利特:民族国家的终结

  看衰民族国家的观点并非新鲜事,二十年前就有许多人预言它即将终结。未来主义者认为,全球化正削弱民族国家实施改革的力量,企业、金融机构和民众能选择留下或离开。新兴的网路科技预示着一个没有国界、自由且不需身份认同的未来,气候变化、网路管制和国际犯罪问题也超出了民族国家的能力範围,它显得太过笨重,既无力应对全球性的挑战,也解决不了地方性的问题。

  1995年,学者就预言「民族国家即将终结」,权力将逐渐流向欧盟或联合国这些跨国机构或流向地区和城市。当时只有数千万人上网,但2015年数字已经增长到30亿左右(2020年数字将超过40亿),预言变得越来越可能成真。数位科技并不偏爱单一的民族国家模式,约翰‧佩里‧巴洛(John Perry Barlow)在1996年的《网路独立宣言》(Declaration of the Independence of Cyberspace)总结了这个论点:网路是建立在自由意志主义原则基础上的技术,不需审查、权力分散且没有国界。

  从各个层面来看,这对民族国家来说都很难受。今天,英国国民保健署可能成为北韩製造的勒索软体目标,而且几乎没有方法能阻止,或是把肇事者绳之以法。近年崛起的优步(Uber)和外送服务等新创App技术,助长「零工经济」达到突飞猛进的发展,估计到2020至2021年政府每年在管理「零工经济」的支出将达到35亿英镑。现在有数百万人在使用比特币这类区块链技术,而这种技术的明确目标是争夺中央银行和政府对货币供应的控制权,数字还在持续增长中。创新的经济型态为人们注入了新的价值观,而这些价值观通常不具有国家性质:越来越多人把自己视为「全球公民」。

  这还不是最糟的,边界问题在上次美国总统大选成为热门议题,边界决定了谁能进入谁不能进入,谁是公民谁不是,如果一个民族国家无法捍卫边界,那它也就失去了任何存在意义。欧洲各地的难民流动——2015年欧盟会员国收到120万份庇护申请——同样引起政治与人道主义危机,其影响仍持续扩大。但与即将出现的难民人潮相比,120万人显得微不足道。虽然确切数字难以预测,但根据学者估计到本世纪中期,可能会有多达两亿人口成为「气候变化难民」。如果欧盟连120万难民的迁移都无法控制住边界,到时候两亿的人口迁移又会发生什幺事?从历史的教训来看:当人们迁移且必须这幺做的时候,一切都很难阻止。

  这就是问题的癥结点:民族国家非常仰赖「控制」。如果无法控制资讯、犯罪、商业、边界或货币供应,那幺便无法满足公民的需求。归根究底,民族国家不过是公众认同的一种神话,人们为了保障某些自由而放弃掉其他自由。但如果这笔交易不再有用,人们不会继续认同这个神话,而它也就无法控制我们。

  那幺,什幺东西可能会取代民族国家呢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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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「城邦」似乎是最有力的竞争者,城邦拥有与国家相同的独立主权,例如摩纳哥、梵谛冈或新加坡。民族国家衰败的趋势助长了城邦的发展,在高度连结且没有边界的世界里,城市成为了商业、发展、创新、科技和金融的中心。学者布鲁斯‧卡茨(Bruce Katz)在新书提到:「创新的产生源于合作,而且必须邻近,所以你需要一个密集的生态系统,运用超强连结性来强化集中。」城市在人口方面也具有优势:2014年,人类历史上首次有过半人口居住在城市里。

  这赋予了城市拥有比以往还要更多的政治力量,而它们也渴望展现这些力量,例如面对气候变化问题,民族国家在这方面已经一败涂地,而大城市正积极解决。自2006年以来,「C40城市气候领导联盟」聚集了全球60多个城市,促进合作关係和技术交流以减少碳排放量,效果大幅超越了国际协议。在美国,联邦政府似乎已经放弃应对气候变化,逐渐把主导权下放到各个城市。卡茨认为世界正走向超越单一民族国家的方向,他说:「我们正迈入一个城市具有新型权力的时代,它们拥有大量机会运用经济和金融优势,扩大自己的地位并产生影响力。」

  人类文明有很长一段时间,权力是落在城市层级中。数千年来,许多有自治政府和城墙的城邦,为居民提供保护和服务来换取十分之一的税收,并自有一套生活与贸易规则。例如13世纪初汉萨同盟的各个城市拥有自己的军队和法律,以此巩固经济实力,以及跟其他国家谈判的能力,成为波罗的海贸易路线上的经济霸权。这些城市(包括不来梅和汉堡)意识到彼此有许多共同点,于是透过合作使共同利益达到最大化。

  今天,全世界各大城市之间的相似度,也比它们与各自国家的其他地方还更像。它们是金融、科技创新和文化的重镇,也都具有高度多样性和外来移民的特点,就像游客经常会说「伦敦与英国其他地方不一样」,美国东岸和西岸的大城市也是如此。

杰米‧巴特利特:民族国家的终结

  汉萨同盟并不是特例,在此之前还有威尼斯。而在十世纪到十六世纪,威尼斯只是座落在义大利的众多独立城邦里比较有名的一个,其他还有佛罗伦斯、博洛尼亚和都灵。这些好像很古老的城市在城邦历史中也只能算是「近代的」,往前还能追溯到耶路撒冷、雅典、巴比伦,一直到乌尔。然而,今天的世界只有少数几个真正城邦存在,但「很少人口生活在城邦国家」反而才是历史上的反常现象。

  当然,单一民族国家不会乖乖就範,从现有的主权权力中创造出新的主权权力形式极其困难,而且通常会遭到母国与联合国的反制,其中还有一个现实的原因:2015年,义大利威尼斯有210万居民(89%投票者)在一次不具约束力的公投中投票赞成独立,居民对于威尼斯比其他城市还多缴200亿美元的税收感到恼火,但义大利政府肯定也不会轻易放掉威尼斯及其巨额税收。

  民族国家不太可能突然崩溃,就像罗马帝国也没有在一夕之间瓦解,但民族国家只是在工业化、中央集权和国家忠诚的时代所发展出来的一种形式,现代科技则趋向于相反方向:一个分布的、分散的且不被控制的型态。近年有许多学者提出新的国家想像,无论是建立在陆地上、边境上还是海洋上,城邦对于现代化、高度连结且变化迅速的时代来说,怎幺看都比民族国家更有前景。